《书籍的社会史》经典语录

《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以广阔的视野全景式地展现了从宋代到清中叶*书籍的生产、发行、阅读、流传，而重在探究书籍与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是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书籍史和书文化的一部力作。书中对印本与手抄本的兴替、*古代藏书文化与“知识共同体”，以及中西书史比较的论述，尤为精*。《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反映了近年来西方*史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究热的最新成果，是读者了解西方学者以社会史、文化史方法研治*书籍史的理论、方法、动态的一个极佳窗口。《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是一部体例严谨、取材广泛、创见迭出的学术著作，同时笔触生动、细腻，深入浅出，娓娓道来，雅俗共赏，引人入胜。

一句古老的谚语自宋代以来被无数藏书家所引用，简要地概括了*人对于借书这件事的普遍态度：“借书一痴，还书一痴。”由于担心后代遗忘这古老的智慧，许多藏书者都在他们的书上盖上措辞同样直率的*。唐代藏书家杜暹在他的书上盖了一方著名的印：“鬻及借人为不孝。”这句话不断被后代藏书家引用，如万历时松*府最大一宗藏书的主人。

换言之，即使在明末低成本的情况下，商业出版的财务逻辑也倾向于不鼓励出版新书的冒险*选择，而是鼓励印刷那些在一个可以合理预测的市场里已经得到*的畅销书。这些十拿九稳的出版物的目的*多于教化，范围主要包括几个著名诗人和散文家的著作、科举应试手册、医书、“小说”、名作选本及流行时尚和时事。

为了探究16世纪如此低廉的抄写费用，对于大量印刷书籍在财务上的可行*意味着什么，可以作两个合理的假设：首先，所有其他的印刷或抄写成本都是一样的（除了木板本身），并且在整个16世纪没有变化；其次，李诩所用手抄本中成本为0.1 文的一叶，如同那些刊刻成本大约为140文的雕版一样，上面大概有相同数量的400到500个字。在这样的条件下，如果一个16世纪的商业出版者想卖几千部、而不是几百部，最多可能达到30000部书的话（而且一副刊刻得好的雕版本身在印了这几千或几百部之后仍然可以出售），他会把兴趣从抄书转向印书。

然而李如一的名声十分好，因为据说他从苏州藏书家钱允治那里借了一部书，而还给钱一部他自己抄的副本，把原来的本子据为己有。

16世纪苏州藏书家钱毅的印文走的更远：“有假不返遭神诛，子孙不宝其真愚！”更加极端的是另外两位藏书家印文中的危言恫吓。吕坤（1536—1618）于1579年刻了一方藏书印，禁止他的儿子出借或毁坏父亲的藏书，如有任何违逆将被逐出宗祠。两个世纪以后在松*府，藏书家王昶（1725—1806）有这样一方印：“如不材，敢卖弃，是非人，犬豕类，屏出族，加鞭箠。”

有一条13世纪的史料，是关于驾船往来于*南杭州、湖州和秀州等城乡的书贩的。……到元代，这种“书船”常常出自*南湖州府。除了船舶生产、藏书家和图书出版，该府还以拥有大量书商闻名，这些书商用船将书发往整个*南地区的藏书之家；此外该府还以工匠闻名，这些工匠不仅在湖州，也在其他地方从事书籍生产。

我们所掌握的整个宋代皇家藏书的最高估算数字大约1177年的72567卷

一部书、一部书稿及一部印本的诞生，象征着知识从作者个人拥有的状态中脱离出来，最终进入读者手中。

晚明出版者的兴趣也会被消费者的口味所激发。对于同样的著作，读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印本而非抄本，他们看中抄本更多地是因为其美学价值，尤其是书法，而不是其内容的稀有。这种更注重抄书者，而不是书本身及其内容、价格的现象，突出说明了到16世纪末的*南书业中印本在总体上崛起的程度。